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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3/2006 励志的方法第一阶段:受长辈夸赞
第二阶段:观赏励志类文艺作品,默念口号式格言
第三阶段:阅读名人传记
第四阶段:体验奢华的产品、服务和情境
目前打算进入第五阶段:频繁接触成功人士,受他们刺激。 消息一则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李媛媛消息:香港归来的张晖最近会签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 20/03/2006 给老天一次机会一月作气,二月衰,三月竭。
一月浏览传播理论及传播相关理论,成就不详。
二月操练英语,做05年试卷(3小时100分,阅读40、英译汉20、汉译英20、作文20),35分钟完成阅读,得36分,其他不详。
三月锻炼身体,并混迹于若干英文网站。
25、26两日武汉大学传播学博士考试。人意已尽,天意即来。
主动失眠在网上找一个东西,断续地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两眼酸疼仍不肯睡觉,并打破了两周以来0点至9点的睡眠习惯。失败的一日,为之记。 12/03/2006 曾经执迷于电脑游戏打游戏时,幸福快乐;打完后,对生活、对未来的焦虑便油然而生,强大的负疚感敦促我戒绝这一快乐源泉。
为什么不能除了吃睡和必要的工作(基本生计来源),其余时间都沉醉于电脑游戏(非常小的物质损耗,非常大的精神满足)?——幸福快乐直到八十岁? 《新理论的诞生》新理论的诞生 ——理论革新的方式与动机
一九一八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n)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他在写下“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之后陷入沉默,他认为: 这本书将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想的表述划定一条界线…… 这种界线只能在语言中划分,而在界线那一方面的事情,就简直是无意思的。”【2】 他相信他区分出两个世界,“可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并且已将可言说的世界言说清楚。他说, “这里所阐述的真理,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基本上已经最后解决了。”【3】 一切都很成功,正如罗素(B.Russell)为《逻辑哲学论》写的导论中所说: “维特根斯坦先生的《逻辑哲学论》不管它是否证明就所考察的问题提供了最后的真理,由于其广度和深度,确实应该看作是哲学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以符号系统的原则和在任何语文中词与物之间所必要的关系出发,把这种研究的结果应用到传统哲学的不同部门,在每个场合表明传统哲学和传统的解决办法是从对于符号论原则的无知和误用语言而产生。”【4】 《逻辑哲学论》的显著成就还包括他最圆满地完成了弗雷格(G.Frege)、皮尔斯(C.S.Pierce)、席弗尔(H.M.sheffer)甚至更早的斯多葛和麦加拉学派所一直努力完成的任务:建立真值表。而真值函项的明确表达被认作是说清楚那个可言说的世界的最重要基础。同时期要求划清世界并说清楚可言说的世界的还有莱辛巴赫(H.keichenbach)、卢卡雪维奇(J.Lukasiewics)等,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卡尔纳普(R.Carnap),他说: “概念的体系是在现象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本成分是经验,然而我也指出有可能在物理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我选择现象主义基础的主要动机是:不仅要表现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还要表现概念之间存在的同等重要的认识论关系。”【7】 “我提出理想的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这些定律被描述为一个形式的公理系统,第二部分是现象物理词典,也就是说,它包含着可见性质与物理量之间相对应的规则、第三部分是关于在两个任意的时间点上宇宙物理状态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以及第一部分所包含的那些定律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世界在任何其他时间点上的状态,根据这个结果,再借助于对应原则,我们可以推知在任何空间和时间位置上都能观察到的质。”【8】 “在整个知识的体系中,逻辑和数学的任务就在于提供概念,陈述和推理的形式,这些形式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因而也必然适用于非逻辑的知识。”【9】 这便是卡尔纳普准备建立的描述世界的体系,为此他写作了《世界的逻辑结构》(1928)。他承认受到了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Moritz Schlich)的影响【10】,这些人包括卡尔纳普都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或先驱,他们都期望建立起一个描述世界的清晰工具,并将这个“世界”之外诸如形而上学这些不可验明的部分排斥出去。 在这样一个庞大体系面前,莱布尼兹(G.W.Leibnitz)所谓思维与宇宙间的预定和谐才使思维内容包含实际意义的并行论成为不可能;逻辑、数学、几何学也都脱离了康德(Kant)的“先天综合判断”而成为一种纯粹形式的科学【11】。在这一变革下,维也纳学派几乎背弃了传统中的宇宙和思维观念,开始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描述这个世界。在后来人们开始认为几乎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之前,让我们回到维特根斯坦。 在沉默了二十年后,维特根斯坦写出《哲学研究》,这是一本比《逻辑哲学论》稍厚,看上去更凌乱的书。书中彻底抛弃了《逻辑哲学论》的观点,他反驳了他自己。他说, “当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学思考上来时,我一开始便被迫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了严重错误。”【12】 对于他曾试图以逻辑为基础清晰化的语言,他说, “我们还可以把第二节使用字词的整个过程当作儿童借以学习母语的游戏之一,我将把这些游戏称作“语言游戏”,而且有时要把朴素语言,也作为一种语言游戏来讲…… 我也将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13】 “游戏就是按照某些规则……”【14】 他开始驳斥弗雷格企图逻辑化语言的作法: “弗雷格的那种观点,认为每个断言都包含着一个假定即被断言的那个事物、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发现,即在我们的语言中每一个陈述句都可以写成这种形式:‘它被断言为……是实况’但是,‘……是实况’在我们的语言中不是一个句子,它还不是我们语言游戏中的一步走法、假如我写的不是‘它被断言为……’而是‘它被断言,如此如此是实况’,‘它被断言’这个词就完全多余了。”【15】 “这里‘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就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6】 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总结这种转变时,用了“否定”和“批判”两个词,他说, “这种批判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反对《逻辑哲学论》的哲学本体论基础,放弃他以前哲学中包含的精确性思想,最后还有对哲学分析概念本身的怀疑。”【17】 维特根斯坦不再认定一种描述世界的方法,组成世界的各种可能性首先通过语言,有多少种描述世界的方法,就有多少种把世界分解为个别事态的方式,各种概念必须与变化着的语境结合,他用相对主义概念代替绝对主义,并放弃了原子主义。【18】 《哲学研究》已经完全悖离了《逻辑哲学论》。我们不必考虑两者谁更令人信服,只要明确前书建立的是与后书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论体系。可以用坎贝尔(Nerman.K.Cambell)的几段话来形容这两种理论的差异: “一个理论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命题、这些命题分两类,一类是关于为该理论所特有的那些观念的陈述,另一类是关于这些观念与具有不同性质的某些其它观念间关系的陈述,第一类合起来叫做理论的‘假说’。第二类则是理论的词典”【19】 “不管词典性质如何,只有假定理论的命题为真,才能对有关假设观念且基于实验证据的命题作出断定,一切理论都是如此。”【20】 “在有的理论中,可以就某个基于实验的有关每一个假设观念的命题作出断定,而在另一些理论中,人们不能对这些观念分别作出任何断定,而只能对它们的组合作出断定……在有的理论中,可以明确地证明几个有关那些观念的陈述是一致的,而在另一些理论中,人们只知道这些陈述并非不一致。”【21】 《逻辑哲学论》可以说是“有的理论”,而《哲学研究》已成为“另一些理论”,后书完全改换了前书理论的“假说”部分,成为彻头彻尾的新理论。这个理论也许应该以旧的理论为参照(应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要求),却不能与旧理论在逻辑上共存。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最前的引言是: “人所知道的一切不仅仅是狂风怒号和咆哮的东西,都可以用三句来说完。” 在《哲学研究》中他却引用了下面的话: “每一个进步在表面上看来都比实际的进步伟大。”续1再讲一个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与真理的故事。许多真理判断一直以来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举例说,如果以胡塞尔相信真理为真命题,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胡塞尔不相信真理为假命题。逻辑学上说A为真则非A为假,可胡塞尔不以为然,他说, “逻辑学所谈是什么,总不外乎是表象和判断、推理和证明、真理和或然性、必然性和可能、原因和结果以及其它与它们密切联系的相近的概念,然而这些标题除了让人想到心理现象和构成之外,还能有什么?就表象和判断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推理是借助判断来论证判断,而谁也是一种心理行为,而一谈到真理和或然性、必然性和可能性等就会与判断发生联系,它们所意指的只能以判断为依据,即只能在判断中才能被体验到……因此任何哪怕仅仅是将逻辑的一部分作为被误认的“纯粹逻辑学”从心理学中异化出去的企图都必须被看作是根本错误的”。【22】 胡塞尔不相信传统哲学中时真理成为真理的简单说明,他找到这个被忽略环节,建立了他的现象学体系。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法国人福柯(Michel Foucault)身上,请看他的两段文字: “直到十五世纪下半叶前,或稍晚些时候,死亡是唯一的主题。人的终结,时代的终点都戴着瘟疾和战争的面具,威胁着人类生存……但是在该世纪的最后岁月,这种远大的不安转向了自身,对疯癫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静穆,由于人们发现人必然要化为乌有,于是便转而戏谑地思考生存本身就是虚无这一思想,面对死亡的绝对界限所产生的恐惧,通过一种不断的嘲讽而转向内部,人们提前解除了这种恐惧把死亡变成了一个笑柄,使 它变成了一种日常的平淡形式,使 它经常再现于生活场景之中,让它遍及一切人的罪恶、苦难和荒唐之中,消除死神已不再成问题了。因为它已无处不在,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徒劳无益的口角,蝇营狗苟的争斗,头脑将变成骷髅,而现在已经空虚。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但这也是死亡被征服的状态。它躲在日常的症状之中,这些症状不仅宣告死亡已经统治,而且表示它的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俘虏。死亡所揭去的不过是一个面具,要想发现骷髅的笑容,人们只需掀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既不是美,也不是真,而仅仅是石膏和金属丝做砀 面具。无论戴着面具还是变成僵尸,笑容始终不变。但是,当疯人大笑时他已经带着死神的笑容。因此,疯人比死人更早地消除了残废的威胁,文艺复兴时期‘愚人的呼喊战胜了中世纪末圣地墙上死神胜利’的歌声。”【23】 “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但是这种虚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终点,即威胁和结局,它是以内心体验到的永恒存在。过去人们一直因疯癫而看不到死期将至,因此必须用死亡景象来恢复他的理智,现在理智就表现为时时处处地谴责疯癫,教导人们懂得,他们不过是已死的人。如果说末时临近,那不过是程度问题。已经无所不在的疯癫和死亡本身别无二致…… 现在这些因素都颠倒过来,不再由时代和世界的终结来回溯性地显示,人们因疯癫而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而是由疯癫的潮流它的秘密侵入来显示世界正接近最后灾难。正是人类的精神错乱导致了世界的末日”【24】 这是福柯将疯癫合理地纳入正史的缩本,在他的叙述下,疯癫成为十五世纪下半叶之后欧洲文化的主题,他还心几乎同样的方式将性、监狱等这些被他以前的历史写作者忽略的部分纳入正史【25】,他象胡塞尔一样,在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建立起他的理论。 福柯在另一本著作《知识的考掘》中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建立起他的理论。 “我们是被引导从事一项话语事件的精纯描述的工作,并将该工作视为追求形之于话语内之统一规则的基准点。”【26】 “我们必须抛弃所有那些强调话语无限持续的主题,以及它在不断无变可寻的交相运作中,又若隐若现的主题,我们必须来陈以待随时接受话语突如其业的闯入,或准时的出现,或使 其被重述、被获知。遗忘、变形、完全抹消、隐藏在尘封书本中的各个时期,话语不应被看作是为呈现渺不可及的本源所作的描述,而应就它发生的时机在实地研讨。”【27】 他反对话语无限持续的传统观念,他将传统思想中话语、历史是连续的这一基本观念置换成话语、历史是不连续的,运用传统的推理论证方式建立起一个与传统相对应的理论体系,如同以两条平行线必然不相交为基础,以欧几里德的同样方式建立非欧几何。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也同样,他通过怀疑否定启蒙及启蒙的理性工具,建立起他的理论体系。 “抽象,这种启蒙工具,把它的对象象命运一样,当作它必须予以拒斥的观念而加以彻底清算。在抽象的同一支配下(它使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重复的),以及在工业的同一支配下,(因为抽象规定了重复性),自由本身最终变成了黑格尔所谓启蒙之后果的‘群氓’。”【28】 “信仰一再把自己展现为一种支配世界历史的同类样式一事实上,信仰在控已经转变为它的致胜武器和特殊策略,正如黑格尔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思想进步的本身也是不可阻挡的,不管是代等的还是高级洞 见都同样表明,正是这种对真理的逃避把那些辩护士变成了骗子手,信仰的矛盾牲最终蜕化成为一种欺诈,演化成为二十世纪的神话,并且信仰的非理性到了彻底的启蒙者手中变成了合理之举,从而把社会引向野蛮状态。”【29】 “丧失希望的不是存在,而是知识,因为在图形成是数学符号中知识把存在篡改成一种图或而加以占有。”【30】 “主体在取消意识之后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摆脱了包含一切意义在内的神话思想的模糊性,因为理性自身已经成为可能经济机构的唯一的工具。”【31】 “今天,当我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用实践行动来控制自然一培根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的时候,我们才能提示曾被培根归罪于尚未征服的自然的那种奴役本性、这就是统治本身。与此同时,曾被培根确认为人的优越性的知识,现在却随着统治力量的消除而发生了变化,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能,启蒙便效力于现实社会,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彻头彻尾的欺骗。 ―启蒙:知识完全替代了mana”【32】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对于霍克海默归咎于启蒙的危机有着不同看法,他将这种危机命名为“合法性危机”,并在基础上建立起他的理论体系。 “合法性困难之所以会演变为合法性危机,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无法通权达变,调 整职能,以满足行政管理系统的需要,只有当无论可动用的价值量还是总的来说系统所能承受的报偿都无法予以满足的期望源源不断地产生时,才可预言合法性危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必然植根于动因危机,即植根于国家、教育系统和职能系统提出的动因需求与社会文化系统提供激励因素之间的矛盾。”【33】 “因为所有有关者原则上至少都有机会参与实际评议,所以通过论述方式所形成的意志的‘合理性’在于:相互之间产生的对达到规范标准的行为期望,使毫不欺诈的确立的共同利益具有有效性,这种利益之所以是共同的,因为这种既有约束力又是自由达成共识只空话所有人都能想望得到的东西:这种利益之所以毫无欺诈,是因为即使需求的阐释――通过这种阐释,每个人都必然能认识他想要的东西――也成为论述性的意志形成的对象,论述性形成的意志之所称得上是“合理的”,是因为:讨论以及审议情境的正规性足以确保,所谓普遍化利益,我指 的是可以通过沟通而共有的需求。”【34】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反对哈贝马斯这种沟通合作的作法,他指出: “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 但是,在现代的富裕社会里,在人的自由的现有的存在形式和能达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所以,如果社会想要避免发生过分的不快,它就必须使个人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样人的心理就不自觉地和自觉地接受和屈从于制度的控制和操纵。”【35】 他主张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既不是单纯扩大满足现有范围内的需要,也不是把需要从一个较低水平提高到较高水平,而是要同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飞跃,革命就是文化的和物质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意识的和感性的。劳动过程的和业余时间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这一转变体现为反对劳动的分工,反对无聊乏味的设施和商品的必要性及其生产,反对想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个人,反对隐藏在技术后面的奴役,反对幸福生活掩盖下的匮乏,反对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道德和美学的需要成为基本必需的需要。并对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人、男子和妇女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要求。自由主要的就是对感官伦理和合理的需要的满足。”【36】 一个反启蒙、一个认为是合法性危机,一个主张革命,在同一范畴内,形成三套迥异的理论系统。 以上做出创新的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四种理论革新的方式,(一)否定原有体系存在的可能性,重建新体系(维特根斯坦)。(二)找到新观点,依赖新的描述方式建立新理论(维也纳学派,结构主义的兴起和在各个领域蔓延是更好的例子)。(三)找到新的可叙述对象(胡塞尔、福柯)。(四)否定旧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或基本命题,建立相对应的理论体系(福柯、霍克海默)。 这些方式被理论革新者成功地运用。他们获取这样的方式通常被认作是对新的社会现象的思考或哲学灵感和哲学天赋的促动,并且他们做出革新主要来自于他们求知的欲望。【37】而本文认定革新者希望做出革新的动机在前(这一动机并不主要来自于求知,更源于被迫)。寻找革新方式中(革新方式并非理论革新中自然形成的,存在一个寻找革新方式的过程,这种寻找可以通过对旧理论的静观实现,而新的社会现象、新的素材和对旧素材的重组重释只是建造新理论时必需的附着和支架,新的理论并不由此引发),做出革新是最终的结果。 约翰·齐曼(J.M.Ziman)这样形容学术研究工作: “首先,所有的研究工作却在大学中进行,科学研究是在校园中,由大学的雇员进行,最重要的研究人员是教授,他首先是作为大学教师而被雇用…… 进入这个职业,要通过极为严格的竞争,在经过正常的大学学习以后,必须成为助手(没有报酬),成为一个站得住的研究人员,从事能够写出论文的研究工作。然后,又是几年的时间去担任教师或研究人员这样的付酬很少的附属的职务,最后才能得到有高额薪水的终身教授的任务。 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德国学术科学生涯的结构,它很自然地被认作是20世纪全世界的大学制度的学术经历结构的原形。在这种社会角色中的奇怪矛盾现象是:它的任命依赖于科学研究的,这虽然并不是明文规定,但却是学校雇佣和挑选人员时必不可少的标准,确实这种矛盾极为尖锐,大学已经很习惯于把‘讲座’给那些在讲台上很难把两句话连在一起的人。因为他们已经署名发表了一些确实很优秀的科学论文。 ……这是实际上强加于学术性科学的权威结构和引为规范的社会机制提升为正教授的‘承认’,是对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的有力物质刺激,相当于因象征性评价职荣誉性的学位的个人荣誉的总和。”【38】 我们周围的学术机构也有同样的状况,不仅教授资格,包括学生的学位证书都需要论文和著作的支持,无论是教职还是学位证书的获得都直接与相关的收入与福利待遇相联,学术写作成为一个只从事学术工作的学者改善生活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被认为是学术理想和学术虚荣的东西,学者间更直接的竞争在于学术写作本身。因此,学者必须建立自己不同于前人及他人的学术观念,这一观念未必是本人最初持有的,但写作者必须在各种素材中为这一观念寻找支撑。这一理论为学术办的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写作者物质和精神的生存状态,无论宋朝人多么信奉唐人的诗歌,他们要成为出色的诗人就必须写出异于唐人的诗歌。这有点象大专辩论,选手所持的观点未必是选手本人信奉的,但一定是异于对手的。说服别人接受你,是成功的关键。 保罗·德曼(Pall Deman),到四十一岁才拿到哈佛博士学位,在新批评的强大势力下,他一直处于学术界的边缘,可是1966年他抓住了机会。 “德曼促进了德里达一年一度的耶鲁之行,并团结了他的耶鲁同行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这个小集团很快扩张了解构主义的势力,他们四处散布解构主义学说,并向耶鲁博士灌输忠诚解构的信念。这些耶鲁博士毕业后涌向全国,他们有效地控制着一些文学系,将解构这个响亮的字眼搬上讲坛,终于,解构主义像一场大火在美国各地燃烧起来,它成为知识办的一个理论风暴,德里达和德曼的大名迅速地成为媒介的中心词语。”【39】续2如果不能建立令人信服的理论,学术生涯将是黯淡的,罗素在《哲学家与白痴》中记载着一个维特根斯坦的故事。 “维特根斯坦在第一学期结束时跑到罗素家里问他‘请告诉我,我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白痴,如果是,我就去当飞行员;但是,如果不是,我要当哲学家。”【40】 学者有着做出理论革新的强烈动机。实际上每一位学术写作都在革新旧有理论,对旧有理论的赞同无法形成出色的论文。冈纳·默达尔(G.Myrdal)为理论革新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说法。 “科学的事实并不是本来就存在有待于科学家去发现的。一个科学的事实是一种用随机定义与分类的方法从复杂的实在中抽象出来的构成。选择一个问题和一个基本假设,限定研究范围,以及定义和分类与问题的这种背景相关的数据,所有这些过程均包含了研究者以自己的角度所作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从无数的可能性中做出的。”【41】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理论不是来自于对“错综复杂的实在”进行抽象,而是来自于在错综复杂的旧有理论中寻找建构新理论的可能性。这种寻找的正是前述四种方式。 胡塞尔在抓住“真理”这个理论革新的入口后,必须做出选择:一是否认真理的存在,陷入怀疑论,二是认定真理的无法证明,回复到传统哲学对它的默认状态。三是探索真理成为真理的原因,建立关于“自明性”的说明。胡塞尔说, “在这场争论中,最终的澄清说到底首先也依赖于对根本的认识论区别,即对实体之物与观念之物的区别的正确认识。或者说,依赖于所有在自身中体现了这个最根本区别的那些区别的正确认为。”【42】 “另一方面,要想理解我们对实体的观念的‘明证性理论’的区分,必须以明证性和真理的正确概念为前提。”【43】 于是他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现象学体系。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最著名的文章《反对解释》,实际上就是要求放弃流行的解释作风,要求“刺激”的叫嚣,用“刺激”替代“解释”,意味着新理论的诞生。她在文中说: “Though the actual developments in many arts may seem to be leading us away from the idea that a work of art is primarily its content, the idea still exerts an extraordinary hegemony. I want to suggest that this is because the idea is new perpetuated in the guise of a certain way of encountering works of art thoroughly ingrained among most people who take any of the arts seriously. What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idea of content entails is the perennial, never consummated project of interpretation. And, conversely, it is the habit of approaching works of art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m that Sustains the fancy that there really is such a thing as Content of a work of art.”【44】 她在文章最后说, “In place of a hermeneutics we need an erotics of art.”【45】 理清寻找建构新理论的可能性和寻找材料的支持的顺序是很必要的,库宁汉(Frank Cunningham)援引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在《说明,还原及经验主义》中的观点: “理论远比经验的概括更具概括性,理论的术语的意义是由理论本身明确的定义或者术语在理论中起的作用所给定的。由此而推,应该认为一个理论所‘说明’的事实不能导致或促成理论的证实。因为理论具有如此的概括性以至于能容纳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所解释的事实。关于某些事实的认识也不能合理地迫使某个人以其他的理论来取代某一理论,因此每个理论的术语的意义是在理论之内确定的。”【46】 还可以引用托马斯·库恩(T.S.Kuhu),他在一篇名为《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47】的文章中总结《科学革命的结构》与《科学发现的逻辑》【48】观点的相同之处时说: “(我们)都坚信科学家完全会发明理论去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而这样做,物是实在的字题,不论这种实在客体的字题是什么。”【49】 学术构思中的理论先行,其实就是纲举目张,其实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截然相反的论点依托的是对相同事实的不同取舍和解释。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一本社会学著作,几乎全是纯理论的推衍,因缺乏对具体社会现象的分析(缺乏素材支撑)而遭到诟病【50】,我们不能想象胡塞尔在决定怀疑“真理之所以是真理”之前就设想好了一个现象学体系,我们不能想象福柯会漫无目的的从各种古代文献中勾勒出性、监狱和疯人。 波普尔(K.R.Pepper)说, “正是对理论进行批判的审查,才使我们力图检验并推翻这些理论,这又促使我们进一步去作实验,去进行观察。没有理论和对理论进行批判所带来的激励和引导,谁也永远想不到要那样做。实际上最有趣的观察实验都是我们为了检验理论,特别是检验新的理论而精心设计的。”【51】 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面对结构主义,德曼面对新批评的心情以及新历史主义【53】在解构主义潮流中的兴起。卢卡奇(George Lukacs)说“异化”【54】,马尔库塞说“物化”【55】,都以人存在着一个本来面目作为假设前提的,这个前提是西方传统一直默认的,否定这个前提,就可以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说, “在这种探讨中,不管是理论的顶站还是底部都不可能存在知识的基础,而无论什么地方,都只能存在试验性的真值注入和意义注入……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而只是推测,你怎样改进你的推测呢?这个问题就足够哲学家工作几个世纪。”【56】 在理论建构的无数可能性当中生活着无数的学者。 续3
注释: 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P97,商务印书馆85年版,郭英译,B63/1,见于综合借书处。 2. 同上P20。 3. 同上P21。 4. 同上,导言。 5. 参照《逻辑哲学论》,4.3-6.2 6. 借助真值函项可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描述体系: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真值函项——有意义的命题——原子事实——世界。越出这个领域的部分(如形而上学)被认作是神秘的东西,而被要求沉默,可参见舒炜光《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P46-57,三联82版,B567.9/3,文科借书处。 7. 《卡纳普思想自述》,P27,上海译文85版,陈晓山等译,B577.9/5,文借。 8. 同上P21。 9. 同上P17。 10. 同上P19。 11. 可参见一些二手著作,如《维也纳学派哲学》,洪谦,商务89版,B548.9/(1)2,文借。 12. 《哲学研究》,P4,三联92版,汤潮等译,B561.59/H6,文科阅览室。 13. 同上P10。 14. 同上P8。 15. 同上P18。 16. 同上P19。 17.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P554,商务86,王炳文等译,B532.4/3,文借。 18. 参见《哲学研究》,P20之后。 19. 《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P26,华夏出版社90版,江天骥主编署卡尔纳普等著,引文原载于《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H.Feigl&M.Brodbech编纽约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20. 同上P29。 21. 同上P29。 22.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P61,上海译文94版 ,倪梁康译B516.52/H3,文阅,可参考胡塞尔的相关著作,《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92版,B516.52/H7,样本(或桂冠出版社,B516.52/H7(1)港台阅览室),《笛卡尔的沉思:现象学导论》,桂冠92版,张宽译,B565.21/H1,港台,《逻辑研究I纯粹逻辑学导论》时报文化94版,倪梁康译,B516.52/H4.V1,港台。 23. 福柯《疯癫与文明》,P12,刘北威等译,桂冠94版,B846/H5,港台。 24. 同上P13。 25. 相关著作有《临床医学的诞生》,时报文化94版,刘絮恺译,R-09/H5;《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桂冠94版,刘北威等译,D914.7/H1,港台。 26. 福柯《知识的考掘》P101(内陆译《知识考古学》),麦田93版,王德威译,B565.59/H3,港台。 27. 同上P99。 28. 《霍克海默集》,P52,曹卫东编选,上海远东97版,B516.59/H23,文阅,收录《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工具理性批判》、《批判理论》、《启蒙辨证法》中若干篇章及生平年表著作目录,文阅另有《批判理论》全译本。 29. 同上P59。 30. 同上P66。 31. 同上P68。 32. 同上P79。 33.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P99,陈学明译,时报94版,D033.3/H13,港台,另有刘北威译《合法化危机》,桂冠94版,B518/H3,港台,前者译自德文,后者译自英文。 34. 同上P143。 35. 马尔库塞《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摘自《工业社会和新左派》P4,商务82版,伍立编译,B18/39,综合。 36.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摘自《工业社会和新左派》P92,可简单列一个马尔库塞著作年表:41《理性与革命》 55《爱欲和文明》 56《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 58《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64《单向度的人》 65《文化与社会》 66《革命伦理学》 68《否定》 69《社会批判理论的理想》 69《论解放》《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自由和历史使命》 72《反革命和造反》 37. 有关的说法可以见于我们曾经翻阅的各种教科书、作家、学者传记当中,因为没有人专门对此作过研究,所以这样的看法多半是散见的,如果读者有同感,这里可以免去引证,如果读者不以为然,可以越过这段话,直接进入后面的文字。 38. 齐曼《元科学导论》P180-181,湖南人民88版,刘珺珺等译I221/319,文借。 39. 《解构之图》前言,P30,《解构之图》为李自修等编译的保罗·德曼的批评文集,社科98版,知识分子图书馆(2),I712.095/H4,文借。 40. 引自《哲学研究》中译序P2。 41. 默达尔《社会理论中的价值观》P153,转引自弗兰克·库宁汉《社会科学的困惑:客观性》P19,社科文献92版,文借。 42. 《现象学的方法》P78。 43. 同上P79。 44. Susan Sontag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P5 Farrar Straus&Giroux66 K720.1/W39,综合。 45. 同上P14,这里不解释的原因在于:原文比译文更好,文学理论应该被当作在一种文字中封闭生存的东西,翻译应该被看作是译者受到原著者的影响写作了一本新的著作。 46. 弗兰克·库宁汉《社会科学的困惑:客观性》P37。 47. 原文发表于P.A.Schilpp编《K.Q.Popper的哲学》Open Court Inc. 48. 《科学发现的逻辑》,波普尔著,I221/222,文借。 49. 引自《批判与知识的增长》P2。 50. 参见《合法性危机》中译本序言。 51.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P308-309,上海译文86版,B567.9/9,文借。 52. 关于他的著作,校图书馆能见到的中译本只有《文学行动》,I109.9/H20,社科知识分子图书馆(1),批评文集。 53.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编,北大93版,I712.065/H2, 文阅。 54.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89版,B595.13/3,文借。 5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88版,张峰等译,B089/H12,文阅。 56. 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P11,林夏水等译,商务93版,B515/H3,文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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